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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誓为保卫延安战斗到底
据1946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载文：1946年11月17日，蒋介石进攻民主中国圣地延安的消息传来，太岳三百万军民莫不义愤填胸，太岳军区王鹤峰政委和王新亭司令员特致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誓作边区后盾，粉碎敌人进攻。电文如下：
“毛主席、朱彭总副司令：
卖国内战独裁的蒋介石胆敢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民主中国的圣地延安，太岳军民闻讯莫不义愤填胸。我区三百万军民誓作边区后盾，现已紧急动员起来，踊跃参战参军，展开歼敌运动，粉碎敌人进攻，誓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战斗到底！”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火速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统一指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方向进攻。相机逐一攻取晋南三角地带一切可能夺取的地方。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坚决打击胡宗南侧后，有力配合陕北作战。
大军如疾风迅雨，国民党的城池如落木萧萧下。
从1947年4月4日至25日，陈赓、谢富治的4纵和王新亭、王鹤峰率领的太岳军区部队发动了著名的“晋南攻势”，陆续攻取了曲沃、稷山、永济、平陆等25座县城，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致使驻守在晋南的胡宗南、阎锡山部龟缩在运城、临汾两座孤城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和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为北京建立国都培训大批干部创造了新中国政府接管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王鹤峰历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陈赓）、野战第八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谢富治）、华北军区所属的太岳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北局太岳区党委书记。
1948年7月，王鹤峰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校长刘澜涛）。
1948年12月，王鹤峰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书记彭真，副书记、市长叶剑英）。在此期间，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6日，北平市委在郊区良乡成立了市委干部训练班。干训班在市委学委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由王鹤峰负责，宋乃耕、彭宝山、石羽、王峰参加的学委分会。干训班共举办五期，培训学员4171人。从而为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接管北平、建立国都，及时培训了各级机关和各行各业急需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进而为全国各省市顺利接管探索了经验，做出了表率，由此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的好评。后于1950年11月在市委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王鹤峰等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北京刚一解放，王鹤峰等同志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十三、把铁道兵建成人民铁军为抗美援朝决胜组建钢铁运输线
1949年1月10日，成立中央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王鹤峰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2月20日，军委铁道部由石家庄迁至北平，在王府井南口西侧正式挂牌办公。
1949年3月25日，军委铁道部为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成功安排了第一次专列。为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从河北保定高碑店到北平西郊清华园安全稳妥万无一失乘坐火车，王鹤峰等军委铁道部领导与中央社会部（中央特科，即后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李克农，共同研究部署了周密的安保措施，确保了党中央机关的顺利转移和安全进京。为此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五大书记的赞赏和感谢。
1949年5月组建中央军委铁道兵团，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即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后任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后任中将、铁道兵司令员）任参谋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鹤峰（后任中纪委常委）兼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铁道部转为国家铁道部。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王鹤峰等铁道部领导，成功安排了9001/02号“主席专列”。这次出访，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保障新中国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50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国家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为铁道兵题词，赞誉铁道兵为“人民铁军”！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铁道兵团王鹤峰等领导，组建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执行运输部队和物质的铁路保障任务。
1951年8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国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随即开展了艰苦激烈的“反绞杀”斗争，并最终粉碎了“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保障了铁路运输，为志愿军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铁血大动脉”和“顽强生命线”，从而为新中国抗美援朝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后盾，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最终迫使美军司令员克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第一人。
由此一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风采，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力挫了帝国主义联军的嚣张气焰。
十四、为新中国长子城市崛起呕心沥血
开国不易，建国更难。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用网兜子装钱，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可谓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百。
在国内，上海解放后的半年中，就出现了金融风波（倒卖银元、黄金、美钞，抵制人民币流通）和几次物价波动暴涨，台湾的国民党及其在大陆的反动残余势力疯狂叫嚣：“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可得100分，在政治上可得80分，但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也遥相呼应，狂妄预言：“中共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财经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严峻的内外交困局面，中共中央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要想尽快转变艰难的经济形势，改善人民生活，壮大国防实力，就必须大力促进工业发展。而在当时，东北是中国的工业重地，只有抓好东北的工业，才有望尽快扭转经济困局，探索出一条多快好省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创新道路，为全国工业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国家大计和战略决策确定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中央机关选派一批得力干部，来强力推动东北地区的工业快速恢复和发展，王鹤峰同志就是被选派的重要成员。
在建国初期，哈尔滨作为中央直辖市，不仅是东北战略重地，也是新中国于1946年4月28日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做出了重要示范作用，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公开称赞哈尔滨为共和国的长子。由于该市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众多的工业企业，党中央极为重视，决定选派时任国家铁道部和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的王鹤峰同志到哈尔滨加强城市工业工作。
1951年7月19日，哈尔滨市委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电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王鹤峰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常务委员兼黑龙江省委委员。王兴华、武通甫为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当时李长青为市委书记（后任中共松江省省委书记），王一伦为市长（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王鹤峰刚到哈尔滨时正值市委部署在全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此运动中，他注意纠正一度出现的片面追求产量、忽视质量的偏向。由于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企业，南厂北迁又建起一批重工业企业，使哈尔滨市工业生产的实力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强调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哈尔滨市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
1951年10月，市委在全市开展整党工作，成立整党教育委员会，王鹤峰为主任。他首先抓整党教育，采取听课、阅读、讨论并重的方法，对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教育过程中，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使每个党员切实做到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照自己，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分析存在问题的实质，查找根源，提出纠正办法，提高觉悟，达到标准。经过历时3年的整党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员的模范作用更加突出，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三反”运动初期，针对过火行为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王鹤峰要求有关单位"必须坚决纠正，并且向市委做出检讨"，由于措施得力，使过火行为趋缓，确保了全市工业系统"三反"运动的顺利开展。
1953年，在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情况下，王鹤峰明确提出，基本建设要全面贯彻执行“好、快、省、安全”的方针。在抓经济建设中，他深入实际，到工厂、工地调查研究或检查工作，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与基层职工交朋友。他还坚持为基本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服务上门”，组织各行各业积极支援基本建设。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对此，王鹤峰极为重视，抽调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先后总结了铁路局和车辆厂的管理经验。并强调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定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些不明确的问题一定要问，不懂的一定要弄懂。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派出850多位专家到哈尔滨支援重点工程建设。为检查工厂向苏联专家的学习情况，王鹤峰主持召开各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交流贯彻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经验，要求各工厂订出向专家学习的具体计划。他还促使有苏联专家的工厂建立了专家工作机构和必要的制度。1953年至1954年，车辆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苏联专家应市委邀请，多次向全市工业部门的职工和干部作报告，介绍他们的管理经验，收到良好效果。
王鹤峰在哈尔滨工作期间，由于工作扎实，严格管理，深入群众，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列宁式干部”。
从1951年7月至1955年3月，在王鹤峰同志历时四年的艰辛努力和卓越领导下，哈尔滨的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可喜局面，也获得了重要的成功经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调任王鹤峰同志到新的工业重地黑龙江开创工业经济新局面。
十五、推进工业发展的创新经验被毛泽东正式纳入鞍钢宪法向全国推广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王鹤峰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当时，黑龙江省是国家重点进行工业建设的基地，王鹤峰主管工业，认真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新知识，深入基层，探索规律，指导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1958年总结提出了由位于齐齐哈尔市的建华机械厂、华安机械厂，位于黑河市的庆华工具厂等军工厂成功实践，后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并向全国推广的著名“三华”经验——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
1956年党的“八大”作出了中国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1958年又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为加强党对工业企业的科学领导，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1958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分别派出以省委书记王鹤峰，省委常委、省委工业部长陈雷为组长的两个调查组，分赴建华机械厂、庆华工具厂，对两家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8年3月，经过历时三个月的全面考察和认真研究之后，两个调查组总结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典型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调查结果经省委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企业管理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和创造性经验，于是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1958年4月9日， 黑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
195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中央工交部副部长李立三在起草的批语中高度评价了“三华经验”，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批示指出：“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所说的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的经验，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195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报道。
195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企业管理的重大改革——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峰同志在省工业干部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关于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
1959年3月，全国省市委工业部长会议在上海市举行，着力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三华经验”。
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群英会。来自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6500多人汇聚人民大会堂，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临大会。能够出席此次盛会的几乎都是当时全国各地响当当的劳动先进集体代表或个人，王进喜、时传祥等传诵至今的劳模都参加了此次大会。
这次大会，是建国十年来最为隆重、最为盛大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王鹤峰作为全国群英会主席团成员和黑龙江省工交财贸劳模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这次盛会。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通过学习推广“三华经验”后《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十分赞赏；1960年3月22日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写了批语，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批语中说：“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很吸引人。”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毛泽东指出：过去他们（指鞍钢）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指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一长制管理方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把这种工业企业管理模式命名为“鞍钢宪法”，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其高度赞赏和特别肯定。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主要是为了与苏联的“马钢宪法”形成鲜明对比，强调要以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为鉴戒。
毛泽东曾幽默地对人讲，苏联有个“马钢宪法”，中国有个“鞍钢宪法”。
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马钢宪法”，是指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总结出的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这一管理规范得到了苏联的高度认可，成为著名的“马钢宪法”。
从毛泽东充满自豪的话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可以表明，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所探索出来的代表了中国式企业管理最高水平的鞍钢宪法也自然是世界最高水平，因为苏联人不会认为马钢宪法比西方管理模式差，而中国鞍钢宪法又比马钢宪法好，因而必然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工业经济管理模式。更何况，结合中国实践所总结出来的鞍钢宪法应该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从而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鞍钢宪法”的总体原则就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从此“三华经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成了“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鞍钢宪法”的简要表述。
1960年7月9日，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上报中央。
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印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认真研究并组织所属工矿企业学习这一经验。
为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发展道路，1960年，王鹤峰还撰写出版了《论生产运动会》专著，供全国各地学习借鉴。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确认了“鞍钢宪法”。
自此，在鞍钢宪法的指引下，从1961年至1978年的17年间，中国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快速地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方面差距。
从1951年至1961年，经过历时10年多在工业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创新实践，王鹤峰为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工业建设和推动全国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建国之初的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30%；而在鞍钢宪法的指引下，到了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到423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至74%。也就是说，在29年间，工业总产值提升了30.2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升了4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研制出了“两弹一星”等大国重器，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和国防实力，为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不断崛起，提供了可靠保障，营造了安全环境，奠定了雄厚基础。
时至今日，在中国国有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推行民主管理而不是一长制，让职工当家作主，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创新性地推进“两参一改三结合”，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企业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鞍钢宪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工业经济管理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性地将东方和合精神这一文化基因植入西方管理之中，从而使管理移植的整个历程发生了基因突变，改变了管理移植的基本形态和传播路径，使之通常由西方向东方传播改变为自东方向西方传播，不仅空前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而且也为世界工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贡献了东方智慧。
在世界工业企业管理领域，鞍钢宪法受到了美、日、欧等众多国外管理专家的广泛赞誉，至今仍在发达国家传播应用。
1963年，王鹤峰调东北局先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东北局监察组副组长、组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王鹤峰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六、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率先垂范受全党好评
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王鹤峰同黄克诚、王从吾、李昌等30位老同志联名致信党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领导职务，全会高度评价他们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纪委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同时以全会的名义，发布致敬信，表达全党同志对中委、中顾委、中纪委131位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十七、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生
王鹤峰同志离休之后，仍坚持学习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薄一波等一批老战友一起，积极关心支持中央和地方党史、军史、革命史和地方史的编撰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于他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多个地区的各种史料的编辑研究工作，更是认真回忆、核对史实、积极提供原始资料，并对送审文稿严格审查，充分表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忠诚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
1999年11月5日王鹤峰同志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尉健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薄一波（原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宋任穷（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副主任）、韩杼滨（中纪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和韩光（原中纪委常务书记）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鹤峰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家属表示慰问。
十八、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王鹤峰同志为党和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
王鹤峰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在新华社北京1999年11月16日电和悼词中对其作出了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委员王鹤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1月5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鹤峰是河南濮阳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民训团和军政训练班指导员，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第四纵队政委、野战第八纵队政委、太岳军区政委兼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194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副组长、组长、东北局委员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王鹤峰同志于1931年至1936年被国民党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期间，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世界语等文化知识，积极参加为反对敌人虐待和迫害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1934年底的绝食斗争中坚持了7天7夜，终于迫使敌人妥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
在抗日战争中，王鹤峰同志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创立和政治建设、为太岳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十年代，黑龙江省是国家计划重点进行工业建设的基地，王鹤峰同志作为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新知识，深入基层，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发展黑龙江省的工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鹤峰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诬陷，被监督管制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对党始终忠贞不渝，坚持真理，不畏邪恶，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王鹤峰同志在中纪委工作期间，分管审理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1982年，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第一批主动退出领导岗位，1990年7月离休。王鹤峰同志离休之后，仍坚持学习，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王鹤峰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耿介清廉，志行高洁。
王鹤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学习王鹤峰同志的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王鹤峰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于凌宇：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曾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处长，后作为濮阳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科教领军人才，调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科研处长兼政法系党总支书记，三级教授，系王鹤峰同志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