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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地处华中战略要地，拥有黄河天险，占据广阔平原，辐射四方交通，不但为华夏龙都，中华帝都，颛顼遗都，帝舜故里，字圣仓颉故里,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现代重要的革命老区。濮阳作为中共建党初期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革命发源地，涌现出了众多革命先驱，不仅为濮阳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全国革命胜利输送了众多革命精英，王鹤峰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紧跟领袖毛泽东转战四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斗，为开创和建设光辉灿烂的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纪委常委，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鹤峰（1911--1999），系河南省濮阳县梁庄乡王枣林村人。
王鹤峰于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历任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薄一波）、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纵队长兼政委薄一波）、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王新亭）、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司令员陈赓），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司令员陈赓）、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司令员谢富治），华北军区所属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刘忠），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校长刘澜涛）、北京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书记彭真，副书记、市长叶剑英），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部长、司令员滕代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书记李长青），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书记董必武），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长（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陈云）。
王鹤峰无论在推翻旧社会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岁月，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鹤峰与薄一波（后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陈赓（后大将、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作为太岳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为创建和领导山西新军抗敌决死队、太岳革命根据地、太岳军区和太岳纵队，参与指挥并率部参加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和“沁源围困战”等重大战役，为发动群众全民参战，创建和壮大革命军队，开创和巩固革命战略基地，歼灭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年战争时期，王鹤峰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和太岳军区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措施得力，成绩显著，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王鹤峰与陈赓指挥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创造性战法，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高度重视，面向全军普及推广。
建国之初，王鹤峰与彭真（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后元帅、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作为开国之际北京首届市委领导，为中共在北京建立国都，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不但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接管了北京，而且为全国各省市顺利接管政权创造了成功经验，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王鹤峰与滕代远（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后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国家铁道部和中央军委铁道兵团主要领导，像朱德同志所赞誉的那样，把铁道兵建成了“人民铁军”，为党中央从西柏坡乘火车进京举行开国大典，为毛泽东乘专列出访苏联，为抗美援朝战争组建铁道部队，建立钢铁运输线，夺取新中国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五大书记的感谢与赞扬。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为建设被毛泽东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城市”的哈尔滨市（50年代为中央直辖市），振兴共和国的“工业基地”黑龙江省，艰辛探索，创新性地总结提出并成功实践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模式，并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式命名为中外闻名的“鞍钢宪法”。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监察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监察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为了有力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率先垂范，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高风亮节，受到全党好评和致敬。
一、狱中斗争坚贞不屈获毛泽东赞赏
王鹤峰早在中学青年时代，由于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就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于1930年在河南开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后遭国民党追捕，于1931年初辗转北京找到党组织，受组织培训后于1931年5月在等待派遣去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之际，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由于叛徒出卖，于1931年6月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所属的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虽历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坚持信仰，于1931年9月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被关押期间，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他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位革命先驱，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世界语等文化知识，积极参加为反对敌人虐待和迫害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在1934年底的绝食斗争中，王鹤峰与难友们下定“不获全胜，宁愿全死”的决心，坚持七天七夜，向当局提出了改善生活、学习、就医、关押方式等方面的四条要求，由于以死相抗，意志如钢，终于迫使敌人妥协，最终取得胜利，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
1936年秋，经党组织营救，王鹤峰出狱到山西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薄一波）。
毛泽东对他们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就是胜利。”
二、创建抗日组织“牺盟会”和新型革命军队“决死队”
1936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王鹤峰同薄一波等中共山西省工委领导，在山西与阎锡山政府成功地进行了统战工作，联合阎锡山政府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发展会员达300多万，华国锋同志就是于1938年6月加入牺盟会成为交城游击队战士，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7年8月1日，山西省工委在牺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开始只有1个总队，到1938年上半年，就发展成为4个纵队了。到1939年夏，已有4个决死纵队、1个工卫旅、1个暂编师、3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约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过了阎锡山的旧晋绥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1939年八路军总兵力也仅为27万人）。当时对华北的抗日战争，乃至对全国的抗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为实现毛泽东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战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奠定了雄厚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做出了重大贡献。
决死队之所以称为新军，是因为这是中共创建和领导的一支新型军队，不同于阎锡山的旧军（晋绥军），而且成立之后，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上课培训，并委派了一大批红军干部进入决死队强化部队的军事素质。另外，决死队的干部、战士有很大比例都来自大中学校的知识青年，文化素质较高。当时曾有外国记者报道，山西决死队是中国最有文化且军事过硬的一支军队。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都曾是决死队的战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鹤峰历任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三大队教导员、三总队政治部主任，决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晋东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初，他同薄一波率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山西新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鹤峰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兼政治部主任（纵队长兼政委薄一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决死队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后在此基础上为解放军野战主力部队扩展为7个军。
决死队在8年抗战中，对日军作战7000多次，毙伤日伪军5万多人，战绩辉煌。涌现出县团级干部5000多人，省军级干部500多人，少将以上将军73人。同时，新军决死队也牺牲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等旅以上干部7人，共牺牲指战员1.5万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了“决死抗战，牺牲救国”的誓言。
山西省工委通过组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组织形式，与阎锡山成功地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听取薄一波关于利用决死队对阎锡山进行的统战工作汇报后称赞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
1990年，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尚昆同志，在谈到山西的统一战线时说：“在抗战前后，由牺盟会搞成决死队，决死队变成新军，新军以后成为八路军、解放军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在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我觉得非常丰富，很值得好好总结。”
三、率八路军决死队参加百团大战
1940年8－12月，王鹤峰（时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与薄一波（时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纵队长兼政委）等率八路军主力部队决死一纵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该战役歼灭日伪军4.5万人，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重挫了日寇侵华气焰，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
四、参加中央调查委员会粉碎王明污蔑毛泽东谎言
1940年冬，八路军决死一纵队中共党组织推选王鹤峰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到延安，因“七大”延期，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在延安整风时期（1941年5月——1945年4月），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的王明（1931年曾任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因患神经性心脏病，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汞。王明和孟庆树（王明妻子，时任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为此致信中央，告发主治医生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害王明。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党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中央重要领导人组成的高规格“中央调查委员会”，成员为：
刘少奇：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康生：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邓发：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央民运工委书记（后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
李富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后任中央委员、上将、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
傅连暲：时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后任中将、全国政协常委）
王斌：时任八路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王鹤峰：时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太岳军区）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当时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任中纪委常委）
廖鲁言：时任中央友军工委委员（后任国家农业部部长）
陈一新：原名陈绍隧，王明的远房弟弟，时任王明秘书（后任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金茂岳：齐鲁大学医学院博士，时任中央医院妇科主任，王明主治医生（后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1943年8月6日，中央调查委员会专门就“王明汞中毒事件”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让其介绍了详细的治疗情况，同时调阅了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全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最后形成了会议结论：王明汞中毒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中疏忽所致，完全是药物副作用的结果，属于医疗技术事故。并现场作了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上可清楚看出，与会各位领导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会议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次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确实没有要用药物来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的企图，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利诱和威胁，也没有利用红十字会而来毒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药物发生的副作用。”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安排王明乘苏联来华飞机赴苏联治病的事宜。
1943年11月1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还是对金茂岳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都是王明同志和我都非常感激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怕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继续爱护之下，若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必将会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显然，这也是对王明20多年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污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的一记响亮耳光！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污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根本没有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西安事变时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连小孩子都不相信！”
2009年，在建国60周年前夕，民间收藏家赵景忠展示的一份长达66年之久的珍贵历史文献《中央调查委员会记录》，更使王明编造的“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汞中毒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五、参与指挥沁源战役创造世界战争史奇迹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44年3月，王鹤峰从延安返回前方，代理太岳军区政委兼区党委副书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
1946年又奉调回太岳区党委任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2年10月-1945年4月，王鹤峰与陈赓、薄一波等指挥了著名的沁源战役（即沁源围困战），在沁源围困作战中,沁源主力部队和民兵共参战2700余次，击毙日伪军3000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极大地鼓舞了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志和胜利心。
该战役被称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典型缩影，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成功创造了对占领八路军腹心地区之敌进行斗争的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194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社论指出：“抗战以来六年半的长时间里，敌后军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史诗。在这无数史诗中间，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县八万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放出了万丈光芒的异彩。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我们向沁源致敬！”
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所在地的山西沁源县也被人们誉称为太岳山上的“小延安”，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六、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开展大生产成绩显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开展“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1943年10月、12月，邓小平两次组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等机关领导，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会议决定：1944年革命根据地宣传和执行十大政策的重点要放在生产上。
1944年4月2日，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副司令员谢富治来到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汇报大生产工作。邓小平指示王鹤峰和谢富治，太岳区应主要以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来解决经济问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检查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正确掌握经济政策，发展大生产。
1944年8月至1945年2月，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和行署领导高度重视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对太岳革命根据地连续多次发出了关于搞好秋季生产、冬季生产和春耕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极大，只有大力发展公私生产，才能渡过难关，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求全区的生产总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为辅，争取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余一年的粮）。
由于措施得力，效果显著，受到党中央重视和毛泽东主席赞扬。
1945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给太岳区党委呈报中央报告的批复中指出：“太岳区党委：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已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七、通牒太岳区内伪军伪组织捍卫抗战胜利成果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和三五八旅一个教导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约4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与王震领导的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
1945年7月初，南下支队到达沁源地区，这时的沁源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时间的围困战，已经胜利结束，沁源城内的日伪军全部撤走，八路军太岳军区搬进城里。南下支队就驻在县城附近。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等军区首长，接见了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王新亭向南下支队介绍了太岳军区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同日伪军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邓仕俊为南下支队作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报告。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根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8月12日，王鹤峰（太岳军区代政委）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谢富治、副政治委员王新亭联合署名发出“太岳军区对伪军伪组织通牒”，命令敌伪武装在“24小时内举行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必须全部缴出武装，如不知悔悟，拒绝投降缴械或违反本通牒任何规定时，本军即予以坚决消灭。”
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合并冀鲁豫中央分局和中共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薄一波分任正副书记。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张霖之、李菁玉、李雪峰、王鹤峰分任四个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致电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鹤峰、司令员王新亭：“望加紧破坏整个平原南段铁路、公路，炸车、炸桥，务使蒋军不能利用铁路、公路北进，这在战略上意义极大。”
八、参与指挥上党战役创造我军两个第一
1945年9月1日-10月12日，历时42天，太岳纵队(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王鹤峰政委与陈赓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战役总计歼灭阎锡山部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当时总兵力的1/3，俘获敌19军军长史泽波中将、炮兵司令胡三余中将等高级将领数名，有力支援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蒋介石的谈判。上党战役在我军历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场歼灭战，成功策反了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起义。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这次战役既是一个军事仗，也是一个政治仗，我们取得了“军政双胜”，对今后战局影响很大，为解放战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九、指挥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战法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全军推广
1945年10月，经中央批准，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太岳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部队组建为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委。由于两位军政首长治军有方，战绩辉煌，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号召全军学习四纵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断创造在局部敌弱我强的有利形势，从而将敌人分割围歼，一口口吃掉，即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
194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全军电《学习陈赓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电报全文如下：
各局、各军区转各师各纵首长
据陈赓十四日辰电称：我纵主力昨（十三日）晚对闻喜方面向我进攻之顽军之右翼进行各个击破，经五小时夜战，消灭顽十一旅两个团。据不完全统计，我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七门、重机枪八挺、轻机枪数十挺、步枪五百余，俘虏七百余，我军士气高涨，准备继续作战等语。此次阎（锡山）军万余，胡宗南（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军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
军委
十、致电蒋介石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制止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贯彻“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太岳区于1946年2月16日（农历元霄节）在山西阳城举行了庆祝和平民主和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大会，太岳区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区著名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及各界群众5万余人参加了大会。
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鹤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
王鹤峰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至今尚未执行停战命令，在同蒲路和白晋路沿线及豫北不断向我侵扰。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我们必须完成五大任务：
第一，实行大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质量更加提高一步；
第二，全面开展诉苦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要对减租减息实行大检查，新解放区要尽快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第三，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恢复八年来战争造成的创伤，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四，加强民主建设，增进各阶层的团结；
第五，加强军民团结，搞好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工作。
大会代表全区300万人民致电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立即制止胡宗南、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的行动，迅速地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暴行，阳城县还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通过签名书严厉谴责国民党、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破坏《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