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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地下党的特点和巨大能量
根据已经确认的175位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户籍卡，对113位信息较全者进行统计，可以看出，男性94人，占83.2%；女性19人，占16.8%。就省籍分布而言，江苏32人，占28.3%；南京24人，占21.2%；安徽12人，占10.6%；浙江8人，占7.1%；湖南7人，占6.2%；广东6人，占5.3%；湖北5人，占4.4%；山东4人，占3.5%；四川、江西、上海、河北各2人，均占1.8%；河南、辽北、天津各1人，均占0.9%。可见，经过短期的发展，南京地下党明显地实现了“在地化”，南京特别市和江苏省的56人，占其中将近一半。如考虑到历史上的“两江”地区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则“在地化”更为明显，地缘的变化，更有利于地下党的潜伏和社会关系的生成。结合“与户主关系”，可见血亲38人，占22.6%；本人为户主者20人，占17.7%；僚属18人，占15.9%；师生13人，占11.5%；姻亲9人，占8.0%；未详者15人，占13.3%。地缘、亲缘和人际网络结合，有助于地下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腾挪空间。
再看其他与地下工作紧密相关的因素，信息更加丰厚。首先，使用化名者87人，占77%；使用本名者26人，占23%，鲜明地揭示了地下工作的特点。其次，20—29岁者69人，占61.1%；30—38岁者28人，占24.8%；年龄19岁以下者13人，占11.5%，未详者3人，占2.7%。这和行业分布相当契合——学生39人，占34.5%；工界31人，占27.4%；军界9人，占8.0%；政界4人，占3.5%；商界8人，占7.1%；文教界8人，占7.1%；其他7人，占6.2%。而且，就教育程度而言，中学49人，占43.4%；大学36人，占31.9%；小学12人，占10.6%；专科6人，占5.3%，师范、识字各1人，均占0.9%，未详者8人，占7.1%。可见，南京地下党是一个中共领导下，以大、中学生为主，青年工人崭露头角，高度年轻化的群体，他们朝气蓬勃、热血沸腾，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此，毛泽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
在敌人心脏中战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需要绝大的勇气和忠诚，付出巨大的牺牲，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实践了服膺真理的初心和决心。它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大，但其发挥的作用却不是其规模所能说明的。一一列举南京地下党的传奇为篇幅所不允许，这里以户籍卡档案为依据，仅举数例，以彰显其事功于万一。
在南京百万户籍卡中，“沙重叔”十分普通，原籍浙江，寄籍南京。这个人文化程度为大学，出生于1914年1月5日，户籍调查时33岁。因服务于“国立中央研究院”，落了“集体户口”，户主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其实他是中共南京市委成员史永，原名沙文威，字重叔，陈修良爱人沙文汉的弟弟。
南京地下党1948年建立策反系统时，即“通知南京全党，凡是在军事机关有起义可能的线索，均集中于策反系统，策反系统对上海局负责”。很快，史永等人策划了俞渤起义，“俞渤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很有正义感。……上海局派了空军医院的军医林诚与他联系。后来上海局把林诚关系交给史永。俞渤在起义之前要求入党，我们批准了他的请求”。1948年12月16日晚，蒋介石正在空军俱乐部开庆祝会，嘉奖飞行人员，俞渤就利用这个时机驾机起义了。
接着，他们策反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警卫师师长（即九十七师）王晏清，他是开明人士邓昊明的外甥。“王要求见到市委的负责同志，我们就派了史永同志同他见了面。王见我们对他很信任，就下决心起义了”。地下党甚至与王晏清一起策划在南京起义，“控制南京，活捉战犯”，可惜事泄，王晏清带领部队前往解放区。
在这批珍贵的户籍卡中，有一个王姓地下党员大家庭，长子王嘉谟、次子王嘉猷、三子王嘉训、四子王嘉言，以及王嘉谟之妻傅积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1月，经中共南京市委特别批准，“家庭党支部”成立。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来自同一个大家庭王家兄弟们，以各自社会职业为掩护，共同担负起开展秘密调研的特殊任务。为方便工作，家庭党支部在成立后将活动地点搬迁到王家亲属位于丹凤街石婆婆巷12号的住宅，这里与他们的户籍登记地“福音里3号”相比，是一座独门深院的洋房，更具隐蔽性。
据傅积嘉回忆：“国民党南京地政局拥有完整的产权登记册和地籍图，保存在档案室。中共地下党南京市政府支部书记陈其福通过档案室管理人员濮齐民从档案室中秘密取出所需图册，由陈其福经测工王景栋和王建林两位地下党员，装在图简内，分批背出大门，再由陈其福将图册交给王嘉谟带回家。依据这些档案材料，再进行实地核查。王嘉猷、王嘉训、王嘉言3人负责外勤，走街串巷，调查核实。弄清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机关的平面布置。‘家庭党支部’每晚集中活动。对照地籍图、登记册和其他支部提供的情况及白天外出调查的结果，由负责内勤的我用红蓝铅笔修改地籍图、更正登记册。核实过的图纸通过林征同志上交给地下党南京市委。”
此后，家庭党支部在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及各系统中共南京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主要完成了两大项工作：一是在实地调查核实、不断修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按地块划分的国民党各级机关地籍图和登记册；二是按照组织系统分类，整理出一套国民党机关隶属关系及地址明细表。这些调研材料后来被编入《南京概况》，在解放南京和接管南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修良曾高度评价家庭党支部的贡献：“在一次军管会会议上，我与朱启銮、林征等汇报了南京的房地产详情，刘司令说：这个报告最好，听了让人头脑清醒。这件事是王嘉谟等人的功绩，当时王嘉谟同志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
当南京解放的那一天来临时，地下党把南京城内的工人、苦力、店员8000多人组织起来，加上在其影响下的警察2000人，在解放军未入城前，维持了南京的治安。“保护了全市土地财产的登记册，制订了三百余本图册。……大约有八百多党员准备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工作。解放以后，我们很快配合进城部队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地下党员熟悉情况，解放军称他们是‘引路人’”。这些为南京解放默默付出的人，这些“引路人”，想必也在南京的户籍卡档案中，尽管至今无法弄清他们的姓名。
南京，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它见证了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迫”进入近代历史的屈辱，也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更见证了中国内部被激发起来的革命力量“结束中国近代史”的时刻。人，是历史的主角，南京户籍卡就是当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具象化信息载体，深化对南京户籍卡档案的研究，必将推动党史、国史和中华民国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鉴于南京当时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权在户籍调查中付出了比其他城市更多的人力物力，规模之大，样本之全，信息之丰，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南京户籍卡档案必将成为历史学和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运用的肥沃土壤，也将是数字人文等新兴研究方法的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