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与建构民族复兴的党史新叙事(上）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大历史观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历史总结。本文拟就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民族复兴新叙事谈些看法。

一、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与历史认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被政界学界提及最多、论述最多的话题之一。民族复兴可以说是联结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要命题。就民族复兴叙事而言，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没有中华民族曾经的灿烂辉煌、曾居的世界文明轴心和高地地位，复兴便失去言说前提；没有鸦片战争之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惨痛经历，复兴的追梦之旅也不会开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复兴便不会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民族复兴这一时代命题的出现，为我们审视中华民族历史、近代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高远的站位和宏阔的视野。学界一般认为，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存在两种有影响的叙事，一是革命史叙事，一是现代化叙事。革命史叙事聚焦于政治为重心的社会变迁，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理念，重视和凸显历史的剧变与转折、断裂与重塑；现代化叙事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为核心理念，重视社会现代性的萌生、发展和持续、延续。两种历史叙事，视角不同，各有侧重，只要是不走极端，不刻意对立，实际上可以起到历史认知上的互补作用。事实上，两种历史叙事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反映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点，一个反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梦想，同时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且加速演变，于是，民族复兴叙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同样是时代的产物。立足新时代，民族复兴叙事可以充分吸收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以及其他历史叙事之长，在综合、融合、创新中为多维的历史叙事增添一维立意更宏远、内容更丰富、时代认知更鲜明的历史叙事。

新的历史叙事需要新的方法论，而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认知方法，是近年来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其直接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大历史观，特别是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他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曰“历史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一历史进程，擅于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聚焦历史演进的宏观轨迹和发展趋势、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事实上，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

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唯物史观正是大历史视野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正因为此，有学者提出唯物史观就是大历史观。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唯物史观是关于历史认知的宏大体系，涉及的问题更基础更基本，属于历史的哲学沉思，着力的是概念、规律、逻辑等理论建构，而大历史观更关注历史本身的演进，更着力于历史事件、人物、进程的评价，经验教训的总结，因而更“形而下”更“接地气”，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由此而言，建基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大历史观，是中共党史书写和以中共党史为核心的民族复兴新叙事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原则。在这方面，习近平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也提供了重要遵循，例如，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走出来”的论断，关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和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结论，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结等，均体现出大历史观的高站位和独特魅力。

二、贯通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

建构民族复兴的历史新叙事，首先需要从大历史观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置于中国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长时段中、置于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探索奋斗历程的接续、延展，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连续、延续，看到其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在继承前人未竟的事业，在与时俱进地光大中华文明，是接着走，而非断裂和告别。

中华民族复兴梦产生于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在工业革命狂飙突进之时，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自大、闭关锁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人民亦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一方面，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英勇抗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放眼世界，自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努力学习和吸纳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一方面，先进的中国人致力于通过政治革命改造国家与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大批仁人志士热衷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工业化的起步、现代政府架构的初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培育、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现代理念的生长等等，均构成后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前行的基础，对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

当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接续性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正是孙中山率先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后来的国民政府则明确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愿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向前推进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帮助孙中山将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起“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与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力量合作，团结全民族抗日。1941年10月6日，为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庄严宣告：“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对于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誓与全国一切革命真诚志士一道，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前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制度，找到了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从大历史观出发，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贯通起来、接续起来更是民族复兴新叙事所必须深入研究和展开阐释的内容。习近平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这给我们提出了诸多新课题。实际上，他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提供了指导，《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这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民族历史传统的新视野新结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审视中国历史传统，往往关注“法先王”、恪守“祖宗成法”的保守、惰性因素，突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倾向，突出中华典籍对夏商周三代、对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理想化，总之，“向后看”构成重要传统。而今天，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从大历史观出发告诉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立体的多维的，其中还有许多更重要更值得赞美和弘扬的宝藏。

时代不同，历史常说常新，这里的关键是时代站位，时代的构成要件是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即现实如何。在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斗争之时、在为改变落后的农业国以实现工业化而奋斗之际、在启动改革开放以赶上时代发展之时，我们对历史传统的审视不可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自信的今天一样，有意无意地人们会把现实状况与历史的某些负面关联起来，以警醒和鼓励人们做出改变和努力。进一步而言，由于中国有着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际落后于时代，导致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由此，人们在回顾历史之际，在肯定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同时，往往重点放在对负面因素的分析上。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往往警惕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儒家正统思想对于人民解放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况，人们往往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制度与过去的告别和决裂意义、学习苏联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放眼世界、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强调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候，人们看重的是反思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感兴趣的是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学界政界国际国内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越来越公正地看待中国中古与近古时期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校正所谓“长期停滞不前”的笼统认识，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人文价值，校正简单化的诸如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的认识和评价，等等。当历史的脚步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奋斗终于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同于其他时代，中国人可以更加从容也更加客观地看待民族历史和传统，也更能独具时代慧眼地发现过去看不到或者没有充分认识的珍贵历史遗产。总之，把国家建设好、民族发展好，这是历史自信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自信首先源于现实自信。历史自信与现实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构建民族复兴的历史新叙事，将有益于历史自信与现实“四个自信”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按照四个时期总结和概括了党带领人民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可以说，“七一讲话”和历史决议已经为民族复兴叙事提供了基本架构、基本遵循。

首先，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成就”概括言之，就是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中国共产党高扬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以民族独立为鹄的团聚全民族，实现了从被视为“东亚病夫”到“站立起来”的历史飞跃。二是中国共产党高扬反封建主义的旗帜，以人民解放、人民民主为号角，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实现了由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跨越。三是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不但推翻了国民党政权，而且彻底结束了延续几十年的军阀割据；同时，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教育和宣传民众，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获得现代政治启蒙，受到组织起来的训练，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新生机由此开启。

也许，时人的感受最能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意味着什么。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于1950年10月1日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谈到：今天的国庆日“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人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那些管人的人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其次，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成就集中言之，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包括确立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公有制实现了全覆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不移等。所有这些，对于民族复兴而言都具有根本性、基础性意义，虽然这些制度在健全和成熟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空间，但毕竟根基、框架、原则已经树立。二是，经过30年的努力，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初步但必须的生产力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论及我们政治上获得独立，精神上也获得独立，但经济上还没有获得独立。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等等都不能制造。他曾设想用50年到75年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或者50年到100年的时间，把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强大的工业国。人们公认，毛泽东去世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曾经感叹不能制造的东西都能制造了，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没有像一些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那样在经济上无法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日后中国才能一方面全方位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能够做到独立自主。总之，如果没有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从而民族复兴也就很难进入快车道。

再次，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于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道路决定命运，如何在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度里，探索出一条更符合本国国情的更快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经过邓小平指明方向、拟定纲要，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做成文章并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成就，是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进一步言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围绕政府职能转换而进行的党政机构改革和随之形成的日趋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发展文化产业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围绕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而进行的创新创造，以及围绕“科教兴国”“人才兴国”而持续展开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等等，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机制。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带来的持续迸发的活力，使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中国经济总量为3678.7亿元人民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2元人民币。9亿人口中有2.5亿农民不能解决温饱，中国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面对如此国情，邓小平提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总量上讲，就是在1980年71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28000亿人民币；从人均上讲，就是从200多美元翻两番达到800至1000美元。相关数据表明，中国至迟在1997年便完成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超过800美元，2003年跨过1000美元大关。在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3858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509.5元。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与经济快速发展同步，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尤其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历史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法宝。

最后，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成就集中言之，就是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上，等等，所有这些成就可以归结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