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它举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唤起了亿万人民的爱国激情，培育和锻炼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建立起地区性的早期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始终站在反帝爱国斗争的前列，引领和团结一大批风华正茂的进步学生发起了这场举世瞩目的伟大运动。五四运动过去20多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在进步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群众中曾流传这样的颂词：“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人们对这两位青年领袖寄予深切的信任和期待。

五四时期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带领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上海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北京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等；湖南有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湖北有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恽代英、包惠僧等；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广州有谭平山、杨匏安、谭植棠等；还有天津的周恩来、张太雷等。他们既是反帝爱国斗争的先锋，又是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进步青年与工农群众结合的意识大为增强。“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成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呼唤，并努力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曾多次提倡“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只有通过传播和灌输才能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传播和灌输又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媒介作用。为了通俗地向工人群众传播革命理论，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上海党组织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随后广州办起了《劳动者》，北京也办起了《劳动音》。这些面向工人的刊物，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版式活泼，深入浅出地讲述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工人们争相传读，把它看作自己的刊物，称之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更可贵的是，当时作为社会名流的陈独秀也亲自到工人中去，号召他们行动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就是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20年10月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工会。陈独秀亲临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邓中夏等在北京长辛店、毛泽东等在长沙都直接组织和参加了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第一次以工人为主体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新青年》杂志还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运用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论等观点，号召工人们行动起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和解放。通过一系列活动，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实现这一结合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促进之下，陈独秀、李大钊率先在上海、北京建立起党组织，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旅欧、旅日的留学生中也先后建立起地区性的早期组织。各地区组织成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并把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