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昌起义到湘南起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走上武装革命之路。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再度高举革命的大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朱德参与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他不惧艰险、勇挑重担，担当起开路先锋和断后干将；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他审时度势、一锤定音，主张转兵湘南，与毛泽东分别独立地开启了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新革命道路；在起义军余部面临解散的危急时刻，他坚定信念，整顿部队思想，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探索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之路；在敌强我弱的新形势下，他变革作战方式，引导部队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些探索措施终于使点滴星火在湘南燃成燎原之势，鼓舞了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革命队伍，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朱德在重大转折关头，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南昌起义的重要参与者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征询对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的意见。朱德根据自己在江西工作期间了解到的情况，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军事力量，并号召大家到江西去。随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因为朱德在江西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情况熟悉，于是，朱德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南昌做起义前期准备工作。

7月27日，负责领导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到达南昌，朱德向他汇报了南昌城内国民党军队的驻扎情况，并画出一张详细的驻军布防图，图上标明碉堡、火力点以及进攻路线；还提供了朱培德等敌军将领在庐山参加反共会议、南昌城里守敌减少的相关情况。周恩来当即称赞朱德为准备起义立了大功。

8月1日凌晨2时，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革命的大旗，终于飘扬在南昌城头。

8月2日，前敌委员会公布起义军负责人名单。起义军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和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并于次日改任第九军军长。朱德曾赋诗称赞：“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中诞生了，朱德作为南昌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名副其实的好参谋和向导、第九军军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南下广东的开路先锋和断后干将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为取得海口，决定南下广东，以便争取国际援助，于1927年8月3日撤离南昌。朱德为南下先遣司令，率领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走在了进军广东的最前头。

盛夏炎炎，烈日焚心。开路先锋，凶险莫测。可朱德不负众望，做得有声有色：他率部沿途做政治宣传工作，筹措粮草，安排宿营，使部队没了后顾之忧，被誉为“老将黄忠”；他写信规劝临川守将杨如轩，使起义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通过南下途中的首个军事重镇；他运用游击战法攻打会昌，使敌军寝食难安、筋疲力尽、后撤宿营。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前敌委员会实施分兵计划，其中朱德受命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先行南下。

朱德在三河坝采取渡江设防、隔江构筑阵地的办法阻击敌军。他仔细向官兵讲解如何构筑工事，如何防守阵地；对渡江的敌人，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最为有利，极大鼓舞了士气。从10月3日到10月6日，朱德指挥部队与敌军钱大钧部2万人，血战三天三夜，成功完成了掩护主力的任务；随即率领余部2000人，南下追赶起义军主力。

搞后勤、做统战、打游击，开路先锋不简单。守三河、战强敌、护主力，断后干将无惧颜。当得起开路先锋，做得了断后干将，不避艰险，勇于任事，党派什么他做什么，做什么什么都出彩，朱德无愧于人民军队主力干将的英雄本色。

革命道路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开拓者

10月6日晚，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抵达广东饶平县城以北的茂芝，却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许多人因此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茫然不知所措。

形势异常严峻。就外部而言，外围聚集着4万余人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将他们扑灭。就内部而言，朱德所率的部队与起义军领导机构失去了联系，成为一支孤军；粮食、弹药等物资补给也越来越少。既不能继续南下，又不能北返南昌。他们到底应该去向哪里，如何立足、发展？革命的前途到底怎么样？一些人甚至提出要解散部队。

在此危急关头，朱德镇定自若。首先，他斩钉截铁地否决了解散部队的消极建议。他坚定地表示，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其次，他明确回答了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提出要找一个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保存革命种子。湘粤赣边界地区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为那里敌人兵力薄弱，是个三不管的地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应当以此为立足点。为落实这个计划，他提出12字方针：“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直奔湘南，回答了起义军余部去往何方、在何处落脚的问题。同时，他将进军方向定在有群众基础的农村地区，放弃了以往向城市进军的主张，逐渐开启了革命道路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征程。这与毛泽东于同年9月19日作出的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的决定，如出一辙。

道路决定出路。朱德受任于败军之际，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作出如此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革命道路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开拓者。

一次至关重要的讲话

虽然明确了革命道路的方向；但坚定前进方向的步伐，亦非易事。

在进军湘南途中，起义军余部因在山上隐蔽行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孤立无助，四面受敌，加之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成排成连公然离队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官兵甚至师长、团长相继离开。当到达赣南的天心圩时，起义军余部只剩800人了。革命的前途到底在哪里？如何应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如何求生存、东山再起？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南昌起义这点微弱的革命火种，就有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朱德在安远县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发表了至关重要的讲话，毅然提出革命的自愿原则和前途问题。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还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朱德的讲话，掷地有声，有胆识有魄力，一字一句传递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革命的队伍不在人数，而在质量，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不怕雨打风吹，不畏艰难险阻，不惧千辛万苦，始终沿着既定的革命目标，矢志不渝地前进！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能做失败时的英雄。朱德是这样的人，他也需要这样的人，惟其如此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把革命干到底。所以不革命的尽可回家。革命自愿，非此不可。

接着，他用俄国革命的成功事例，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他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对此，陈毅高度评价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

信念动摇，源自思想滑坡。讲话结束后，朱德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革命精神，从而扭转了部队中人心涣散的局面，保存住了革命的精华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初步实现了思想建军。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朱德把部队带出绝境，赢得了全军对他的巨大信任。

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者

筑牢思想之基、保存革命火种之后，如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成为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由于当时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而在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员、团员，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朱德于10月底在赣南大余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重新登记部队的党员、团员，调整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粟裕后来称赞说：“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同时，朱德还对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他取消“军、师、团”的建制，将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朱德任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指导员。从此，部队战斗序列更加简明，组织指挥更为有力，有了新的领导集体，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核心。经过这次整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人数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是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加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之后，朱德又在上堡整顿纪律，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对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这样，朱德从组织、纪律建设着手，在政治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带出了一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部队。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合作的过程中，朱德作为处境艰难、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对范部给予的优厚补给，始终坚持部队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保持部队忠诚于党的底色，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光辉典范。

游击战术的引领者

扭转了部队在理想信念、政治组织上的颓势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变革作战方式，建设一支以弱克强、无往不胜的英雄之师，成为朱德面临的又一大考验。

起义军余部的将士，不少毕业于黄埔军校，多数来自原叶挺独立团，而且参加过北伐战争。他们在北伐时期，打的是正规战，取得过不朽的战绩，习惯于正规战战术。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起义军在正规战中接连失败，教训惨烈。在当时敌强我弱、转向山区、落脚山区的形势下，革命的直接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攻打大城市，而是如何求存自强，以弱抗强，积蓄力量，以待将来。这就需要一种适应新变化、新形势的战术。因此，如果再不变革作战方式，南昌起义的这点革命火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赣南山区的转移过程中，朱德审时度势，向部队阐述了继续革命的方法，明确提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来发展自己。11月上旬，他率部到达上堡，在整顿纪律的同时，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亲自给部队上课，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并从理念上提出新战术，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由此引导部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适应新的战术，他还将战斗队形由过去的一线式改为“人”字式。

部队经过新战术的初步洗礼后，在附近山区的剿匪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杨至成后来回忆说：“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朱德在战术上的革新和部署，使部队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再采取过去攻占大城市的办法。方向的正确，使得革命火种得到继续保存，而且还得到发展。

12月19日，朱德率部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进行休整和练兵，提升部队的作战技能和经验，强化部队对游击战的理解和运用。为了练好兵，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出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他规定将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构建阵前纵深的交叉火力网，以便更好地杀伤敌人，减少自身在密集队伍中的损伤，为以少胜多创造条件。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朱德能写出两类教材，从容不迫地锻造这支部队的战术，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没有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了便于部队进一步理解游击战的精髓，朱德还提出了“28字诀”作战原则，即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此外，他还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在训练中，他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经常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讲解、亲自示范，反复强调士兵要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朱德明确提醒部队，“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这样，朱德在犁铺头主持的练兵，较之在上堡的军事训练，则更进了一步。如果说在上堡的军事训练中，部队只是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初步的、局部的转变，那么在犁铺头的练兵中，则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的全面转变，在战术变革的道路上迈上了新台阶。

至此，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艰难的转战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信念、政治组织乃至战术上，都发生了积极的建设性变化，成为当时党领导下的一支极具战斗爆发力的武装力量。

影响深远的湘南起义

朱德在转战过程中，对革命道路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初步探索，对以弱抗强的游击战术的推广，契合了大革命后客观形势变化的实际需要，对以后的整党整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探索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928年1月中旬到4月，朱德率领历经考验的革命火种，在湘南农村地区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史称湘南起义。在3个多月的起义中，朱德率领的不满千人的铁军将士，最终发展到2000多人，甚至利用游击战创造了1个团打败许克祥6个团的辉煌战绩，点滴的革命火种终于形成燎原之势；帮助组建起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建立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约有100万人参加起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实属罕见。

湘南起义给了大革命失败后正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军队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正是朱德引导实施革命道路战略转向、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采取游击战战术的结果，同时又是对朱德在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所作探索的有力证明。

伟大辉煌寓于苦难艰辛，苦难艰辛方见砥柱中流。朱德对革命火种的保存及发动的湘南起义，对井冈山时期的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那么，湘南起义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形势最危急、前途最渺茫、人心最慌乱、个人最无助的时候，朱德否决解散部队，坚持革命到底，积极开拓创新，敢于奋起亮剑的结果。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深远影响，遍及但又不限于井冈山时代，而是惠及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革命。因为从战略而言、从整个思想和路线而言，湘南起义是胜利了，成功了。它为“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在建党、建军、建政、分配土地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同时也为我党和毛泽东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光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从人民军队的发展来看，这支不灭的革命火种，不仅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而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我们党最为重要的战斗主力之一，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从井冈山会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21年的各个革命时期，朱德都是人民军队的直接军事指挥官或最高军事统帅。他参与了人民军队的缔造，还领导人民军队逆境崛起。

因此，从长时段、远距离的视角看1927年至1949年的中共革命可知，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朱德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对革命火种的保存、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探索、对战术的变革引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意义。他不愧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是南昌起义军余部转危为安、由弱变强的中流砥柱，不愧是人民军队永远的总司令。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艰难困苦，方知赤胆初心。朱德在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表现出的不忘初心、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坚忍不拔、敢于亮剑的英雄本色，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责任担当，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军队建设，把新时代的强军事业推向前进。